沈阳菲律宾留学

大家好，我是乌鸦。

前几天，“湖南邵阳学院花1800多万引进23名菲律宾博士”一事引起了巨大反响，起因是这批博士系同时间段、在同校同专业获得博士学位，且其中22人此前便为该校教师。

在疫情持续、出国不便的大背景下，花不到两年半速成的这批菲律宾博士，并未放弃本职工作，还能拿到国外博士学位、享受每人80多万的引进经费，不免被人质疑有“骗补”之嫌。

湖南省教育厅7月24日发布通报，表明该校在博士人才引进等方面存在不当做法，将该校原党委书记彭希林作免职处理。但仍无法平息争议。

毕竟这样培养出来的，究竟是有含金量的“洋博士”，还是虚假的“水博士”，显而易见。

无独有偶，现任北大王宽诚讲席教授、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的陈春花，也由于仅用一年成为博士，而读博的“爱尔兰欧洲大学”含金量不足而被质疑。

这所“爱尔兰欧洲大学”从未向爱尔兰官方申请“大学”身份许可，还早在2005年就被爱尔兰《独立报》批判贩卖学位，也没有得到中国的官方认可。

而正是凭借着高学历背景和国内最顶尖大学的教授头衔，她才能够通过商业活动实现知识变现，卖出3天课程十万元的高价。

这种在海外“水博士”的生产，早已形成一条龙的产业链予以支撑。

博士日常的工作和任务就是做科研，如果纯粹为了推迟就业，读博就会变得极为痛苦，甚至精神崩溃、心态失衡、一事无成。

据统计，读博患上精神疾病的风险比普通人高6倍。

首先就是选择在国内还是国外读博，也就是所谓的“土博士”还是“洋博士”。

在国内读博，压力重重。

截至目前，我国考博难度还是较大，筛选流程相对严格、录取要求高，比如需要优质的论文成果。

相关调查显示，博士在读期间，主要压力来自在相应级别的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毕业标准就基本是唯“SCI、SSCI、EI”不变，一篇国际学术论文的投递时间甚至会达到两三年。

除了各高校的基本规定，不同的院系还会加码。

很多高校都规定，理工、医学博士在校期间发表SCI或EI论文的数量和级别达到要求，才能进入答辩程序。

如果再被拖延症困扰，无论是浑浑噩噩地被动拖延、不到deadline不完成，还是因为目光太高、苛求完美，都会给发表文章和顺利毕业带来阻碍。

再者，读博就意味着，要具备足够的毅力和忍耐力，熬过漫长的写论文过程，抱着几万字的论文一改再改、甚至改几年。

从中期考核、论文开题、写作、预答辩、论文审查到论文答辩，每一关都可能卡住。

这样下来，论文字数可能越改越多，头发可能在枕头上、地板上、书上、电脑上，就是不在博士的脑袋上。

而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监督程度，甚至是私人关系，都会影响在读博士的发文和毕业。

导师除了申请课题经费外，还会有实地调研、出差、社交、额外的项目，再加上一些导师高负荷带研究生，很难给每个学生细致入微的指导、恰如其分的监督。

而部分导师压榨学生，或是为了多赚钱接横向课题，直接扔给学生，甚至将学生当廉价劳动力和奴隶，让其干杂活，报账、取快递、接孩子上下学、洗衣服，一旦反抗，则拿毕业相要挟。

随着“严入严出”愈发普遍，国内读博的博士，延毕率的节节攀升也成为了绕不开的一个坎儿，2018年的博士延毕率已达到64%，延期毕业甚至成为常态。

硕博同学还调侃过：“没有延期毕业的硕士，没有按期毕业的博士。”

无论是博士生自己的研究兴趣、学术能力，还是导师指导频率、指导学生规模、科研成果发表规定和论文选题，都会影响博士毕业。

以华南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学术成果要求为例，要求不可谓不高。

一旦因超期过久被清退，个人前期付出就会打水漂。

根据《自然》发布的2019年博时恒调查报告，无论是对博士生涯的满意程度还是心理健康状况，中国学生的评价都低于全球平均。

出于种种矛盾，在读博士自杀或者选择送外卖兼职等事情也时有发生。

博士即使毕业，也还是要就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新增博士毕业6.62万人，可是每年提供给新毕业博士的岗位只有3.5-4万个，这就使得博士内卷愈发激烈。

博士毕业进入高校任职，也不再是顺理成章，即使不拘泥于海外留学经历、给“土博士”一个机会，首个聘期的考核标准都不低，“非升即走”就在眼前。

而常规用人单位更讲求技术和经验，认为硕士生性价比更高，反而对博士生有些反向“学历歧视”，担忧“小庙装不了大和尚”。

相对于国内读博的种种窘境，选择出国读博的中国学生，除为了提升就业竞争力和开拓眼界，也不排除想镀上“洋博士”的光环。

根据《中国科学报》的相关研究，海外高校读博一般是3-4年，一般最长不会超过8年。

很多国外院校对于学术成果的认定类型比较多样化，不太会硬性规定发表期刊论文的数目。

以UCL为例，该校给博士生制定的时间安排表没有发表文章的硬性指标，只制定了提交论文的计划，答辩通过即可。

（UCL的博士时间安排表）

另外，国外高校尤其是美国，会根据各系和学科情况，规定博士生需要完成的课程数量，而一定程度剥离了部分属于导师的职责，避免将毕业与导师的忙碌程度挂钩。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薪资待遇。

国内各个省市都在搞人才引进，给海归“洋博士”的优待也远超“土博士”。

留学回国对于落户北上广深有很大的帮助，天津等城市对于留学归来的硕博人才落户更可以说是零门槛。

购买免税车、创业免税及政府资金支持、购房补贴等福利也不是空话。

部分高校，也开出了安家费、科研启动资金、落户补贴，帮助家属解决工作，很多时候，“洋博士”得到的安家费更是“土博士”的几倍。

很多招聘启事，明写“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优先”，很多人才计划，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甚至没办法申请，晋升环节很多也优先考虑“洋博士”，这是现实。

这种差别化待遇，和很多高校“土里面有海，海里面有土”的现状是背离的。

面对国内对“洋博士”的高看一眼，近几年，针对中国高校教师提升学历需求的在职读博产业链也应运而生，而针对这批人的“水博士”高产地，莫过于东南亚和韩国。

此次处在舆论风波中央的湖南邵阳学院，早在2019年，就已经开始送本校在职教师、硕士到外方合作高校攻读博士。

说白了，就是根据该校与国外高校合作的规定，该校在岗硕士教师能够申请到马来西亚城市大学和林登大学学院攻读在职博士，3年学业期满且取得学位后，按当年引进博士的相应档次享受待遇。

该校另一份招聘本校硕士教师去马来西亚读博的文件提到，如达到学校标准，在职教师读博期间计为学校的外聘教师，取得学位后可按学校当年招聘规定来校从事教学或管理工作，并享受博士引进待遇。

作为经教育部批准的具有硕士招生资格的省属多科性本科院校，以及该地区的唯一本科高校，该校为发展鼓励中青年教师读博，本无可厚非。

毕竟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要满足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比超过42%、拥有不低于100名正教授职位、至少有10个硕士点和5届以上硕士毕业生等条件，才能从学院升格为大学。

要成功“申硕”，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不能低于25%。

一旦升级成功，学校自身的发展、招生，乃至能够获得的教育经费、政策支持，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地处偏僻地区的高校，对人才的吸引力显然不如繁华地区，很多正规的博士甚至宁愿去一二线城市的高职任教，也不选“小地方”的本科。

外面的人进不来，本校教师学历又不能满足要求，自主培养、确保达到“升格大学”所需的博士比例要求，则是无奈之选。

该校为此制定了明确的发展规划，提出2023年 “申硕”、2030年前升格为“大学”、2035年前升格为“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将“申硕”视为“必须背水一战的关键一步”。

学校与东南亚高校合作，甚至提出愿意为本校在职教师读博创造优厚条件，包括提供补贴、灵活安排教学时间等扶助。

毕竟以现在高校招聘博士起步、采取聘用制，一定年限内非升即走的现实，高校教师也不再是过去的清闲金饭碗，海外读博对于学历暂时不达标、可能影响后续晋升的教师而言，也有利个人发展。

此次该校引进23名“菲律宾博士”，也是由此而来。

按照该校人事处7月7日发布的《出国攻读博士毕业返校与同类型拟引进博士名单待遇公示》，23人中有22名是毕业返校博士。

这批博士每人的引进费用为84.4万元，分别为引进费35万元、科研启动费15万元、过渡性租房补贴14.4万元、不需解决配偶工作增加引进费20万元，总计花费1800多万。

更离谱在于，受疫情影响，这些在岗教师并未前往菲律宾，而是在家上了两年半网课、然后拿到了博士学位，究竟是学到了知识，还是混了个文凭呢。

再者，名单上的这些教师除了来自马院沾点边，剩下的体育学院、经管学院乃至理学院都和哲学不怎么沾边，所拿的哲学博士学位与实际工作的院系、专业也完全不匹配。

如果是上公共课的老师，或者是行政岗，问题还不太大，如果是一线专业课教师，是不是含水量过高了呢？

何况，这人均80多万的海外人才引进费，放在邵阳这样2021年平均月工资不过6209.5元的四线城市，更是扎眼。

尽管该校已删除了上述两份公示，原党委书记也被免职，热议如沸却难以平息。

该校为了发展有些着急，把东南亚高校作为合作方，也并不是一拍脑袋做出的决定，反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中国高校在职教师海外读博的一个趋势。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基于国内高校教师在职提升学历、又大多不愿放弃教职脱产读博的现实，申请东南亚一些大学的博士就应运而生。

举例来说，选择菲律宾读博已经成了一条比较成熟的“产业链”，中国高校在职教师更是菲留学中介的主要客户。

菲律宾留学机构打出的广告语也是直白，“毕业容易”“暂无语言要求”“学制低至两年”，甚至“大部分院校不需要发核心期刊”。

申请菲律宾大部分院校的博士，只需提供硕士毕业证、成绩单、无犯罪记录等证明，入学门槛不可谓不低。

亚当森大学只需要每年两次、每次2个月左右集中授课，教育学专业更是没有发表文章的要求，完成毕业论文即可。

具体来说，就是中介与高校合作，长期承接国内高校在职老师“批发式”速成读博、拿学位的业务。更有甚者，中介会利用信息差拿到申请者交付费用的大头，比如一般收费15-20万，学费其实只有三五万人民币，借此赚得盆满钵盈。

随着近两年的咨询者越来越多，而东南亚这些高校的读博名额没有明显增加，申请要求也相应有所提高。

一些人在入学后才发现，作业很多，也要写论文，很多课程全英文授课难度也不低，却已是骑虎难下，为了钱不打水漂，也只能咬牙学下去。

此外，韩国也是中国高校在职教师读博的主要目的地。网上随手一搜，赴韩读在职博士的广告就随处可见，甚至还说可以“免语言、免考试、享受国家认证和人才引进政策”。

而国内不少高校，会在招聘艺术体育类、社科类专任教师或者辅导员时，选择录用一些日韩博士。

邢台学院公布的2021年公开选聘拟聘人员名单中，一次性招收了13名韩国大学博士，也都是该校在职教师。

更离谱的是，其中部分博士还是学的中国学和教育学等专业，不免荒唐。

这种情况，在江苏某学院公开招聘的人员名单中也同样出现。

韩国全州大学首开先河，2012年就与中国河北省教育厅签订了合约，2013年开设首个特别班，招募了7名持硕士文凭的中国大学教师，此后每年维持招收七八人的规模。

与全州大学同属全罗北道的圆光大学，截至2018年10月，已有150多名中国大学教师在此读博。

全北国立大学同年更为中国11所大学的24名大学教师来校读博举办特别的欢迎仪式，将该项目命名为“龙项目”，也不知这到底是夸赞还是讽刺。

难道同为社科类、艺术类的博士，“洋博士”就比“土博士”强吗？

事实上，面临生源减少、学费涨幅空间有限的很多韩国地方城市大学，选择了“买”博士的办法，17万左右的学费加上均价1.8万的中介费，2018年的时候，一个韩国博士学位大概20万左右。

举例来说，某中介提供的中国高校在职教师赴韩国读博项目，每年寒暑假上课，由韩语集中授课、韩语翻译，最终提供的是全日制证书，只要修满要求的学分即可。

沈阳建筑大学官网发布的关于韩国又石大学博士的招生简章，也被戏称为“韩国博士速成班”招生资料。

有些学校更安排在12天内修完本来需要4个月的一学期课程。

更有甚者，所有的课程、论文指导、论文审查甚至毕业论文文本都可以用中文……

问题是，韩国较出名的高校就属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成均馆大学等。

而前面提到的这些“水博士”毕业的高校，有些甚至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前八档都排不上，教学能力、认可度和学位含金量，可想而知。

难怪韩媒吐槽：“韩国大学为了争夺生源，确保财政收入，不惜沦为中国人的学历工厂。”

总体而言，这些盛产“水博士”的高校，以种种便利条件，宣传人在家中坐、博士学位来，渐渐成为了“文凭工厂”。

一些国外大学为了专门骗中国留学生的钱，开设了大量的低质课程，甚至声称疫情可以不出国门，全程线上教学，完成毕业论文后，即可获得博士学位。

邵阳学院此次大批引进博士的菲律宾亚当森大学，去年就因“疫情期间针对中国市场大肆开设低质在线课”，被列入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加强认证审查名单”。

新冠疫情以来，留服中心就认识到，一些中介和海外水校联合钻空子、针对中国市场大肆开设在线课程。

2021年6月以来，留服中心连发公告，对来自白俄罗斯、马来西亚、菲律宾、西班牙、泰国等国家的一些高校，加强了学历认证审查，甚至暂停了对马来西亚北婆罗洲大学学院学历学位认证的申请，核心目的就是尽量减少疫情对留学人员正常学习秩序的不利影响。

国内大批为了发C刊、发核心刊物、做课题，乃至延毕被整得灰头土脸、甚至抑郁的“土博士”，所拿到的各种引进费还远比不上“水博士”，情何以堪？

以正常途径花80万培养一个博士生，为落后地区引进一个真正的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其实说得过去。

但把本校教师送出去读博，不是“镀金”，反倒“注水”，再高价返聘，不得不被质疑是对教育经费的严重浪费。

传说中的野鸡大学，简单来说，就是向“没有经过认证的学校”花钱买学位的“学历工厂”，提供的不是课程，而是付费后的学位价值。

受到“学历工厂”折磨的，也不止中国。

尽管很多西方国家对文凭管理很严，暴利下的铤而走险仍不少见，从造假、推广到销售环环相扣，仅在2015年产值估计就达到了5亿美元。

美国是“学历工厂”的绝对大户。

曾任国土安全局副局长、首席信息官的 Laura Callahan，2004年就因一年前被发现从汉普顿学院这样的野鸡大学买了个博士学位，被迫辞职。

针对这个丑闻，美国参议院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不仅调查了美国野鸡大学，还调查了联邦政府雇员学历。

最终发现，共有463名联邦雇员涉嫌学历造假，重灾区则是涉事257人的国防部，还涉及28个高级主管。

2005年就被美国政府关闭的Saint Regis组织，此前长期被诈骗团伙运营，以制造假文凭发家，甚至殃及白宫雇员，制造的假文凭更遍布了澳大利亚的各行各业。

美籍韩裔歌手Mina Chang，通过造假的哈佛大学学历、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学历和P出来的《时代杂志》封面，短短十年成为了慈善机构CEO，还曾被懂王任命为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局助理署长，令人啼笑皆非。

有些项目虽然挂了名校的名儿，听起来高大上，实则是注水满满，妥妥是为了招收国际学生（金主爸爸）而大幅开设新的研究生项目。

曾经有人在CD论坛申请商学院的板块发布了一个帖子，名为送给名校（水项目）控，一针见血。

（图源：CD论坛）

对于商科项目而言，如果录取难度低、资源差，甚至每年录取上千中国学生，却只有几个能进入好公司，为了不被揭穿，就选择不在项目网站上公布录取数据。

假文凭和假执业证书更在互联网诈骗中居首位，通过号称量身打造能短期获得文凭的在线课程，推销给想购买假文凭的客户，造假成果不仅仅是文凭，还包括假成绩单、假推荐信和假的文凭验证机构。

曾有一个“文凭工厂”网站显示，获得一份硕士文凭只需89美元，如果需要成绩单乃至成绩单上有“A”（优秀），则分别额外加收80美元、20美元。

根据《文凭工厂：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 售出上百万假文凭》的统计，截至2017年，美国每年颁发的正规博士学位大约4-4.5万人，但从文凭工厂购买假博士学位的却超过5万人，假博士数量超过了真博士。

俄罗斯也有着完整的文凭造假产业链，甚至用“虽然一张纸代替不了知识，但可以成为进步的阶梯”打广告。

2004年起，俄罗斯就出现了一批根据高校名声和排名的高低、明码标价销售假文凭的专业网站。

据俄某知名网站2009年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俄网民最想通过网络渠道获得的“仿真文件”排行中，假文凭以46.41%的得票率高居榜首。

据“全俄教育服务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资料显示，俄每年“假文凭”的买卖数量一度至少50万份。

早在2009年的俄罗斯，一份用正式文凭用纸打印且带水印的假文凭要2-5万美元不等，如果运气好可以砍价到1.5-1.8万美元。

除了本科文凭，制假者也开始推出副博士和博士的假文凭，价格是按每学年两万美元计算，而博士文凭到手再加收5000美元。

学历造假的重灾区肯定首先是学术圈。

2013年1月底，莫斯科师范大学被曝光集体论文造假事件，经俄教育科学部调查委员会彻查，涉案的学位答辩共通过了19个博士学位和6个副博士学位，所有答辩者提交的论文都有大量抄袭，甚至连参考文献也作假。

当年2月18日，该案共有11人被撤销当时通过的学位。

该事件被揭露后，时任俄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主席沙姆哈洛夫随即被逮捕，正式罪名是涉嫌诈骗银行贷款，但在其办公室搜出了大量硬壳封面的副博士和博士空白证书及授予学位学衔的命令。

据俄《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俄科学和教育界文凭造假现象已存在20多年之久，其中大部分通过答辩官员和企业家的科学论文和证书都是伪造的。

通过假学历来谋求晋升、东窗事发后身败名裂，在俄政界也不是新闻。

据称，一些俄官员最爱伪造在车臣高校就读的经历，因为当地高校的档案因战火化为了灰烬、根本无从查证。

2010年8月19日，俄罗斯托博尔斯克市总检察长正式起诉本市博尔斯克自治区前第一副区长，因为此人为了谋得第一副区长的位置而向政府提交了假文凭，被俄联邦安全局查出后正式解职。

更离谱的是，主管文凭打假的俄内务部成了假文凭的主要“集散地”，每三个警察就有一个拿的是假毕业证，军队也是重灾区。

为了打击学历造假，俄罗斯也是招数频出，比如完成监测论文抄袭系统，制定在互联网上公开讨论论文内容的制度，缩减论文答辩委员会数量，打造全国统一的文凭认证查询资料库，对毕业证使用最先进的防伪加密技术，乃至对造假论文者的导师和通过学位者的委员进行追责。

令人惊讶的是，早在2017年之前，在“学历造假”产业中声名显赫的一家公司并不来自发达国家，而是巴基斯坦。

这家公司名为Axact，自称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软件出口商，实际当时经营了全球最大的“文凭造假工厂”，拥有370多个精心制作的仿真在线高中、大学和语言学校网站，将服务器放在塞浦路斯和拉脱维亚，甚至在CNN下属的自媒体网站为这些“大学”打广告。

该公司有2000多名员工，兜售的假文凭面向世界各地，据《纽约时报》报道，高中毕业证书约350美元、博士学位证书超过4000美元的报价，每年非法获利超过千万美元。

无论是通过入学资格注水、学分学时注水还是学位论文注水，形成的都是“假的真文凭”，含金量同样大打折扣。

教师求学尚且开捷径、抄近道，不惜成了“水博士”，导致“真博士”不保真，如何教育自己的学生潜心学问？

面对这个“全球难题”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攻克。如果中国高校教师队伍大量由这些“水博士”充斥，高等教育还有什么声誉可言？